本文选自李德顺等著《深思浅喻》,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使“法治”这一主题成为日益响亮的时代声音。不仅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呼唤着法治,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也需要法治。中国顺应时势,先后将“依法治国”这一理念纳入中国共产党党章(1997年)和中国宪法(1999年),从而高调确立了“法治”的理念。

但是,一个重大理念的确立,并不代表着它在所有人的心目中都是一致的,更不意味着它在实践中可以一帆风顺、一步到位。至少在时下的舆论中还可以听出,仍有人对法治的理解还不是那么清醒,对法治的意义还不是那么信任。“法治”理念刚确立不久,社会上就出现了用“德治”来补充或校正“法治”的口号。有人将“德治”视为可与“法治”并提,并与之构成“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的治国要略;因此也有人对德治的兴趣,实际上远远超过了法治。那么这样的思路是科学合理的吗?这里存在着深刻而尖锐的分歧,需要从厘清“法治”的本意及其与“德治”的关系入手,才能做出清醒的判断。

值得深入反思的是:如何理解我们所要实行的“法治”?它究竟是一只“车轮”,还是“驾车之术”?是“鸟之一翼”,还是“鲲鹏展翅”?

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法制”到“法治”,都只有一字之差。但这“一字之差”中,却有着实质性差异的境界:

在“以法治国”中,是把法视为治国之“工具”,可以由治国者自行掌握;而在“依法治国”中,则强调法是治国之“依(根)据”,要求任何权力都必须以它为准绳,不得任性。

“法制”是指被采用的法律制度、规范体系;“法治”则强调,这样的制度和规范体系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得到一律遵行。

可以说,在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都是可以有法制,并“以法治国”的。这样的法治,说它是“车之一轮、鸟之一翼”,是贴切的。因为整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才是完整的“车身”与“鸟身”,法制只是它的一个“肢体”。就完整的“车身”与“鸟身”来说,当然还需要有另一“轮”、另一“翼”,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这样被实体化、工具化了的“法治”,并非我们现在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法治”,而是属于“人治”。

历史的经验证明,人治和法治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有法制,也不在于是否要由人去治理(没有人的参与当然是不可能的),而在于所“依”的“法”,其性质和地位如何?是哪里来?最终体现着谁的利益和意志?如果法完全依统治者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和意志为转移,那么这正是历来“人治”的特征。只有法最终代表全体人民或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和意志时,它才理应具有最高的地位和普遍的效力,从而成为一切治国言行的权威根据。因此,“法治”本质上是民主的产物和旗帜,“人治”则是专制的产物和旗帜。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就决定了要以社会主义的法治为治国原则,以建设“法治中国”为自己的政治形态。

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就不应该仅仅从实体的形式上去理解法治,更不应该把法治仅仅当作一件工具。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个高度上看,法治绝非只是一个“车轮”,它更是保证车辆整体安全行进的“驾车之术”;并非只是“鸟之一翼”,更是中华民族“鲲鹏展翅”的基本动作!

那么,怎样看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它们是否构成“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如前所说,在人治化的思路之下,才可以这样说“法”与“德”的关系:它们都被当成治国的手段,二者结合在一起,就相当于“左右两手”、“软硬兼施”、“恩威并重”、“胡萝卜加大棒”,等等。这些,恰恰是历史上专制统治,即“人治”的高明策略。

但是拿到今天来看待我们的“法德关系”,却是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历史上的“高明”手段,都是以人民为对象,用来治理人民的“帝王之具”。而当代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却是以人民为主体,依靠人民来治理国家的。“以人民为主体,依靠人民”,意味着“法”与“德”并非“两手”,而是同一规则体系中的层次关系。因为从人民主体的立场看来,法律与道德都属于社会的价值规范体系,都起源于人的生存发展所依赖、所需要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对于同一社会主体,相应的法律和道德之间虽然表现出层次性、功能性等形式上的差别,本质上却是相通和一致的。

道德,是依靠人们之间自律和他律来执行的群体性规范。不同群体(如民族、阶层、行业等)的道德之间,往往具有差异性、多样性,甚至多元化。因此,道德总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实践中的“德治”,往往是某些人的某种道德的统治,不可能是全体人民共同意志的统治;

而法律,则是一个国家社会中,包括经济、政治、道德等各个领域在内,把那些必须统一、也能够统一起来的公共规则,给予制度化、规范化的界定,并动用社会强力予以保障和执行的形式。所以,从规则的内容和性质上看,同一社会的法律与道德体系之间,只有内在的“层次”关系,并非外在的隔离和对立关系。或者说,法律就是国家的“道德底线”,“遵法守法”是公民的基础道德。法律有时独立于某些人所主张的道德,但不等于是“非道德”。

如此看来,如果不是着眼于在法治的轨道上加强道德建设,而是把“法治”当作“非道德之治”,因此再提出一个“德治”来与他并列制衡,这实际上暗示着,可以有人在法律之外享有道德特权,可以超越法律去推行某些社会规范,可以打着“替天行道”的道德的旗号,自行法外执法。这样的“德治”,与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法治”之间,能够成为良性的“互补”关系吗?显然不能。因为这样的“德治”,其实质乃是人治。

法治与人治,不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而是“南辕北辙”!

(李德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吕建伟,中国政法大学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