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方可成参加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毕业典礼,今年早些时候,他在朋友圈里宣布,已完成博士论文答辩,8月将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时光荏苒,这位曾经的知名媒体人、如今的网红型学者离开南方周末出国深造的事情,仿佛才发生在昨天。

抛开中国新闻史不谈,仅仅看过去这几十年的传媒业,“西游”的知名媒体人不胜枚举。典型如:财新传媒创始人胡舒立早年在美国多所学校及研究所深造;前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曾赴英国,获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学博士学位;新浪董事长兼CEO曹国伟大学毕业后在上海电视台做了两年记者,然后海外求学,归国后加盟新浪,2009年开始负责新浪微博运营……

当然,以上种种,多是属于上个阶段的灿烂星光了。如果要给处在当下转型潮中的中国媒体人画像,留学深造只能占据更小的一部分。在职业流动中,出国从来都不是一个时髦的选择,相比之下,创业、辗转其他媒体、跳往企业,似乎是更理智的行为。

但每年,依然有成批量的新闻工作者离开这片土地,一路向西,奔赴国外高校。相对冷门的趋势背后,隐藏着绝对炽热的欲望。

目前,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已经突破60万大关,数据还在逐年增长。这其中大部分是学生,将范围缩小到媒体人群体,则大部分去了欧美国家。过去,流行学习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而今,专业主义连连碰壁,新闻理想在风中飘扬,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西游”是否还价值千金?

出国的诱惑

2015年从人民网辞职后,周君开始了酝酿多时的职业转型之路。对于留学这件事,她似乎很有天赋,仅仅花了一个月时间准备语言考试,就顺利拿到了英国利兹大学商科专业的offer。

“我的想法很明确:转行做品牌公关,留学学习品牌公关专业,回国后只找类似工作。”

这之前,周君在人民网天津频道做了5年记者,每天琢磨选题、提纲、采访、写稿,职业兴趣渐渐降低。去国外不是她最初的选择,“单纯想要停下来一段时期,好好想想自己希望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在中国,35岁以上的准中年人面临着“便宜我也不要”的就业尴尬,30岁以下的年轻人同样对个人发展充满困惑。环顾四周,周君式苦恼非常普遍,工作的新鲜感消耗殆尽,职业前景若隐若现,大家时常思考人生。

从英国的学校毕业后,周君去了国内某新能源企业从事PR工作,她完成了一次转型,但似乎比以前做媒体的时候还要忙。

2016年,新媒体从业者阿毛从公司辞职,他离开了北京,回到安徽老家准备英语考试。原因听起来有点另类,“我受够了被人叫小编呼来唤去的日子。”

有人说:“流量是万恶之源”,阿毛对此深以为然。他心仪的下一站是一所国外新闻名校,但高额的学费和陌生的英语,成为横亘在他和学校之间的巨大门槛。最终,在经历了3次雅思折戟之后,阿毛向现实低头,在家乡找了一个广告策划工作。今年,他考上了公务员,也彻底断了出国学新闻的念头。

2017年,在波士顿环球报实习的燕子,跟团队成员与报社Spotlight team(电影《聚焦》原型)合作设计开发的作品获得了2018年普利策奖提名,这位纤瘦的中国姑娘参与设计开发了这个项目中几乎所有交互图表。

两年前,燕子还是深圳晚报总编室的夜班编辑,申请学校那段时间,每天凌晨两点下班后,她还得继续熬夜。“当时坐在深圳5平米的小房间里看《聚焦》,会被电影里的记者感染得热血沸腾。”16年3月,来自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的offer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不久后燕子搭上了前往波士顿的飞机。她主要的老师,正是当年聚焦团队里的数据师Matt Carol。

2018年,是许丹丹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意大利语部工作的第八个年头,通过国家留基委的项目,她得到了前往罗马二大法学院的访学机会,学习国际关系专业相关课程。

“在媒体有过几年经历后再去系统地学习知识大有裨益,它可以帮你升级认知和实践能力,摆脱固有单一的思维模式。”对于访学,她显得比较从容,但同时也表达了一点担忧,国外和国内的媒体生态很不一样,回国后的工作对接需要再适应。

媒体人西游记,不仅是资深人士如何修炼升级的过程,也是一群年轻人怎样冲出重围的故事。这些人的留学计划,或异常顺利,或不幸夭折,或艰苦卓绝。谈及留学原因,有的是为了谋求更好的机会,有的是为了学到更多知识,有的是为了丰富人生的多样性,也有的纯粹是受够了种种现状。

与那些声名显赫的前辈相比,他们或许才是“西游”之路的主力,但他们也相对平凡。出国留学所蕴含的体面、希望和新鲜感,使得这件事充满了诱惑力。“尽管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但我从来没后悔过”,燕子的这句话,或许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心声。

回国的艰难

“我辞去带着光环的工作,经历了一个起伏的自我摧残的过程,带着无知者无畏的心态来到这片土地,遭遇重创、体验绝望,然后带着一颗婴儿般的心上路。我回归了自己,也懂得了谦卑。”

原财经记者范海涛的《就要一场绚丽突围——30岁后去留学》依旧鼓舞人心,没有谁会拒绝那种沉睡多年的神经被一场场惊涛骇浪唤醒所带来的快感。然而,对于多数普通的新闻工作者而言,放弃国内安稳的工作和生活依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完成学业后的道路选择更是充满不确定性。

基于就业环境、语言、家庭、国籍等多方面因素,新闻从业者的留学(以自发性留学为主)早已引发一部分人士的担忧。第一,这些留学者在境外新闻机构就职的难度很大;第二,他们回国找到称心如意的岗位并不容易。

曾经在爱荷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owa)学习新闻专业并为CNN工作的中国记者沈璐发文讲过,尽管自己有8年的媒体工作经验,但是想在美国本土找一份工作无比艰难。“大多数美国媒体公司几乎不聘请外国人…… H-1B工作签证很贵而且签发完全随机。”

去年5月份第一次与燕子聊留学的事情时,她正为在美国找工作发愁,“没有签证很难,但还是想尝试一下。”学数据新闻的她集数据分析、编程、设计、记者等专业能力于一身,不过回国工作于她而言是更艰难的选择。因为对于前沿数据新闻,目前国内只有财新、数可视、DT财经等寥寥几家平台在做。回国,则意味着她可能面临学无用武之地的风险。

如今,燕子在新泽西网做数据记者,主要负责可交互新闻网页和数据可视化项目的设计和开发,同时辅助数据分析和调查新闻报道。

这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困局,不仅让有经验但缺乏稳定基础的媒体人必须咬紧牙关背水一战,在欧美国家或港台地区留学的应届毕业生也可能遭遇类似情况。

举个例子:方可成曾写文章呼吁,中国需要有更好的国际新闻,帮助国人再一次真正地开眼“看世界”。的确,新时代的中国值得拥有更好的国际新闻,只是,一方面内地高校多数新闻学院并未开设国际新闻课程,另一方面报道国际新闻的媒体数量本身有限,对国际事件的传播权一直掌握在少数媒体手中。具体到实操层面,壁垒重重。

据了解,2018年11月份拿到毕业证书的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新闻系的研究生中,直接从事国际新闻报道工作的毕业生少之又少。一些学生的反馈是,就职门槛太高了,无论是留在香港还是回到内地。于是,很多人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一些对外语要求较高的商业报道或公关工作。

这些状况造成的最普遍的后果,不是大面积的失业,而是一种巨大的落差感和对自身能力的怀疑,进而则可能演变成对留学行为的质问。

奢侈的“西游”究竟有无必要?

国内多数媒体人的“西游”,是以离职与转型为前提的。有学者研究表明,早期,离职情绪多集中于对媒体制度不公的失落和理想破灭带来的痛楚;中期,多转化为自我发展的强烈需要;后期则有更多人是因为经受不住行业越来越大的压力和跟不上物价的薪酬回报,同时也有人更深入地思考媒体业态的迭代。

离职原因和从业环境的改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媒体人对留学的判断。追寻理想的年代,西方那套专业主义理论的确足够迷人,但在首要追寻物质金钱、迫切解决生存问题的当下,人们的心态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当年轻人的脸上写满了焦虑,处处期待着短期回报,受限于每分每秒都在上涨的生活成本,只顾得上眼前的危与机,大家很容易接受这样一种想法: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好的工作待遇、更安全的转型路径,似乎不需要通过留学深造来实现。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辜晓进提出一个现象,“现在是学界西游极其普遍,媒体倒未必甚于以往。”原因既简单又复杂——高校把赴西方国家访学作为评定职称的先决条件。而相较于学者“西游”的必要性和物美价廉,普通从业者留学则无法产生如此直接的效益。

媒体圈很热情,媒体圈也很现实,先工作后留学,从来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煎熬,成长,谈不上升华,但也谈不上后悔”,是有过留学经验的人中最常见的反馈。“憧憬,不坚定,代价昂贵,充满未知感”,则是怀揣留学想法的人中最普遍的状态。

或许,与中国媒体人的大多数转型方式一样,“西游”也是一个矛盾交错的选项。有人如愿以偿,有人在筹备阶段就选择了放弃,有人在完成学业后面临留下与回归的两难处境,也有人在付出颇多的同时收获甚少。

从过程来看,出去无疑是奢侈的,而从结果来看,“留学有无必要”则是一个仁者见仁的话题。比起这个,更值得探讨的是,当西游的“取经人”最终多流向了新闻外围行业,或干脆留在了外面,这对行业、用户、乃至整个社会,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利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