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女上校彭素

彭素(1916—1992),原名廖国卿、廖国清、廖肇卿,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南溪镇王畈三道河栮湾人。7岁时,她被父亲送一地主家当童养媳。13岁,地主家老人病重,需要提前娶儿媳“冲喜”,地主强迫小国卿与刚满15岁的丈夫“圆房”,她不从,招来公婆一顿毒打,小国卿一怒之下,卷起一个红包裹,便逃了出去,躲进了深山密林里。

暮春,大别山的林子遮天蔽日,大别山的路崎岖嶙峋。走着走着,廖国卿迷了路,不知道朝什么方向去,不远处间或传来一两声鸟兽的鸣叫。然而,她幼小的心灵全然没有惧怕,她想只要不挨饿、不受冻、不遭公婆的毒打就是晴天。

1929年5月6日午夜,家乡闹暴动,廖国卿身背红包裹,手拿红旗,紧跟在明强学校一部分师生的后面,在共产党员詹谷堂、袁汉铭的领导下,进行了游行示威。随后,年轻的廖国卿参加了红军,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当宣传员、医护员。1930年后,她调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四军医院做看护工作,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1月又调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部医院当司药。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实施战略转移,廖国卿随军西征。

心有余悸的廖国卿改名“彭素”

在长征路上,廖国卿将自己的名字改随母姓,叫彭素。为什么要改名换姓呢?这还得从1933年秋说起。

那一年,廖国卿随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进入四川。一天夜里,根据地城口平坎临街的一所普通的房子里露着荧荧的灯火儿,这儿是野战医院的药房。此时,廖国卿刚忙完最后一个病人,关上铺面,拴好门,坐在灯前检查一天的处方。

“咚咚咚!”有人使劲地敲着门板。“谁?抓药的吗?”廖国卿揉了揉疲乏的双眼随口问了一句,因为平常夜间敲门抓药的人很多。来人没有回答,但门被砸得更响了。刚开始,廖国卿并没有过分紧张,因为镇子上住的全是红军,夜间的岗哨查得也严。当她从门缝往外瞧时,心里不觉一紧,敲门的是一个男人,手里拿着一支手枪。

“你是谁?有什么事?”

“快开门!开门再说!”回答不容置疑。

廖国卿又一次顺着门缝往外望去,当她认出敲门人时,一下子惊呆了,竟是医院的党委书记。

深夜,一个持枪的男人敲一个年轻姑娘的门,会是什么事呢?廖国卿慌乱地吹灭油灯,顶牢门栓,躲在一个角落里,没敢动。莫名的恐慌笼罩着刚刚17岁的廖国卿。

天亮了,但夜里发生的事仍在廖国卿的脑子里萦回,于是她把这个事情向医院政治部主任做了如实汇报。不料,她却因此落入了可怕的境地。很快,政治部主任找廖国卿单独谈话,谈话内容很简单:党委书记半夜砸门的事纯属诬告;经查你家庭出身有问题,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三天以内如果找不出证明家庭出身的人,立即枪毙。这个决定,对年轻的廖国卿来讲简直如睛天露雳。一个7岁当童养媳、13岁就追赶红军队伍的穷孩子,一夜之间竟成了地主的狗崽子。

举目尽是他乡客,谁能证明廖国卿的身份?谁能替她排除那死到临头的威胁?廖国卿绝望了。虽然对生绝望了,但她对革命并没有绝望。既然只有三天时间,那就把它全部献给革命事业吧。国卿懊丧得抬不起头来,但是药抓得更认真了。

越是临近死亡,求生的欲望越是强烈。第三天,廖国卿在一张处方上发现了一丝生的希望。这是一个小腿骨折的伤员,某营的副营长,叫廖家强,是国卿老家三道河邻村的人。他们虽然互不相识,但廖国卿还是抱着一线希望找了他。

廖副营长一听次事立马就火了,吊着一条断腿找到了政治部主任。就这样,保卫处的手枪里退下了一粒待发的子弹,保住了一个普通医疗战土的生命,而国卿又在以后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保住了无数流血战土的性命。

从那以后,廖国卿心有余悸了。敌人的子弹她从未怕过,但怕的是有一天再遇上自己人的子弹。自那以后,她改随母姓,叫彭素。

彭素上校的革命军人证明书

三过草地,磨炼坚强意志

在红军这所大学校里,彭素学会了写字,学会了配药、抓药等医疗技术,也学会了怎样做名称职的战士。有一次,部队在战斗中缴获了一本药物学书,她如获至宝,常凑在昏暗的油灯下一笔一划地抄写,得空闲就一字句地认、念、背,直到滚瓜烂熟。“不学不行啊,伤病员的生命都在医护人员手里握着呢,疏忽一点儿就要毁掉一个同志的性命。况且,那几个俘虏过来的医官还常常用英文、拉丁文开处方刁难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姑娘。”彭素回忆时说道。

本文作者廖家同(左)和姑妈彭素上校及表哥合影

1935年,彭素已经是一个业务相当熟练的药局主任了。夜里抓药不用点灯,随便点出一种药品她都能准确地说出性质、剂量、禁忌、副作用。当时部队刚刚越过草地,又接到命令要调头再过一次。错误路线的干扰,使多少久经沙场的同志倒在了草地里。部队出发时,彭素却因患伤寒倒下了。连日的高烧使她皮肤、口、鼻、耳朵出血,大便带血。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月,得了伤寒就意味着死亡。部队在出发前决定,把伤员和病号就地安置。连身体好的人都不能保证能走过草地,伤病号就更不消说了,与其让他们在苦难中死去,倒不如让他们在安静中离开。

部队不得不把彭素送到附近的一户老百姓家中。房东是一位十分热爱红军的老大娘,她像照顾自己的女儿一样护理彭素,不时用盐水给彭素漱口,用米汤喂彭素,七八天后,高烧竟然渐渐退了。

当她得知部队马上准备再次过草地时,便再也坐不住了。她想到了很多为了革命不顾自己,甚至牺牲生命的同志。二过草地,困难之大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也正是考验自己的时候,不能因为疾病就掉队,离开胜似母亲的党和红军啊!

第二天早晨,天刚放亮,嘹亮的集合号声传来,彭素赶紧起床,穿好军装,告别了半个多月来日夜护理自己的大娘,拄着拐棍、支撑着虚弱的身体,踉踉跄跄地走在北上的队伍里。

茫茫无边的草地不但有大自然不断出现的可怕景象,还有人为造成的种种恐怖。一路上常常能看到掉队的战士被土匪和反动武装割断脚后筋,挖去眼晴,剥光衣服,任成群的乌鸦啄着他们带血的肉体。愚蠢的敌人想以此来威吓后面的人,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血淋淋的场景只能燃起革命者胸中的怒火。

1936年,第三次过草地。一天傍晚,彭素走到一条水深齐腰的河边。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大部队手拉着手,好不容易涉过了河。时隔不久,河水猛涨,还有彭素等五个女战士没有过河。其中一个年轻姑娘急着要赶上部队,便下河拉着马尾巴走。走到河中间时,不幸被汹涌的浪涛卷走。后面的同伴望河生畏,不敢过河了。这一夜,彭素等四个女战士互相依偎着在岸边草地上,等待救援。

第二天拂晓,大部队开始行军了。滞留在河对岸的彭素等四个女战士隔河相望,发出呼救声,总务科长听到呼救声后,立即组织会骑马、凫水的人员过河,才把她们营救回来。几个月以后,在过腊子口的行军队伍里又出现了彭素那矫健的身影。

腊子口在甘肃迭部县境,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关隘。两边悬崖峭壁,中间是一条水深流急的腊子河,河对岸筑有坚固工事,敌军用两个营兵力凭险扼守。红军除通过腊子口外,别无他路。于是,攻打腊子口的战斗打响了。战斗非常激烈。彭素在抢救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兵后,猛然发现前方几十米处,有个向河对岸飞奔的青年士兵中弹倒下了,彭素毫不犹豫地蹿出了战壕,匍匐着向前爬去。炮弹不断在她身边炸响,子弹呼啸着从她头顶飞过。说来也怪,也许是凭着久经沙场的丰富经验,她竟然毫发未损地穿越战场,把那个年轻士兵救了回来。经过激烈战斗,最终,我军夺占了这一天险隘口,打开了北上甘南的门户。红军继续向着陕西挺进。

腊子口战役纪念碑

生活中的难言之苦接踵而至

1938年春天,彭素到了延安,在留守兵团卫生部任司药主任,后又任军委卫生部柳树店分院药局主任。1940年入延安女子大学学习。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她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纺线、织毛衣。她一个人养了两头老母猪,二十头小猪,二十头肥猪,四十多只鸡。年底被评为边区劳动模范,还得了一千元的奖金。

边区的生活苦她不在乎,过草地时吃皮带、大黄叶的苦她也尝过了,只是,当时她还要忍受着另一种难言之苦。

彭素的丈夫叫周吉安(1904-1955年),浠水洗马畈人。他们有个儿子,叫周平。那时周吉安也在延安,但却在延安监狱里。至于是因为什么,谁也没向彭素解释清楚。当年,在延安党校学习一年半的周吉安突然被说成“反革命”,便失去了自由。彭素带着刚满两岁的周平,听课、劳动,还要惦记着坐牢的丈夫,有了钱,总是先买点吃的用的托人给丈夫送去。好在那时侯没有“株连”,彭素照常被评为劳动模范。直到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许多领导同志联名做保,周吉安才被解除监禁。以后,周吉安并没有因为这段误解而躺倒不干,而是凭着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转战各地。开始他们还有断断续续的书信,后来渐渐地失去了联系。十几年过去了,有人传说周吉安死了,也有人传说彭素死了。全国解放以后,彭素和周吉安在北京相逢时,他们都已另有家眷了。建国后,周吉安任武汉市卫生局局长、中国医药公司副总经理。1955年6月29日在北京病逝,葬于北京八宝山烈士墓。

本文作者廖家同(右)和姑妈彭素上校在姑父周吉安墓前

马卡连柯说过:“一个人向前瞩望的时候,如果看不到一点快乐的远景,他在世上就活不下去。”那么,彭素在那艰难困苦的境地里看到了点什么呢?也许,她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新中国就在眼前;也许,她看到了在新中国合家团圆的快乐;也许,她有了一个革命接班人的后代周平。

后来,解放石家庄的战役打响,彭素毫不犹豫地把周平寄放在一个老百姓家里,率领救护队冲上前线。战斗结束后,彭素去接儿子时,一片废墟给了彭素沉默的回答。三个月以后,那位好心的老百姓赶着一辆破旧的马车,历尽艰辛,终于在部队休整地香桐找到了彭素,可此时的儿子周平已经因患“乙脑”下肢瘫痪了。

永远的红军女战士

她是一个女人,坚强的女人,但她更是一个军人。军人的信念决不单单是服从命令,而是要拼命地完成任务。战争年代彭素是这样,和平时期彭素仍旧是这样。

1950年6月,彭素跨进了私立协和医院,参加接管工作,并任协和医院女宾部支部书记兼政治协理员。

1951年4月,彭素负责筹建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的保育院,并任院长。彭素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请来设计师,告诉他们:造一个高级的、让孩子们比我们过得更快乐一点,更舒服一点的乐园。这就是现在的“五一”幼儿园和“五一”小学。

1952年8月,彭素被选送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学习。

1956年,彭素被任命为军委总参综合医院(后改为总后三O二医院)副院长。

“文革”期间,彭素受到错误的批判和迫害。

1975年重新工作,回三O二医院任副院长。

1960年,彭素被授予上校军衔。

1983年,军委总后政治部决定,彭素享受正军职待遇离职休息。

1992年,彭素上校病逝于北京三O二医院。

彭素临终前,将一生积蓄下来的一万七千块钱全部缴了党费。就在彭素去世一个月后,儿子也病逝了。母子俩的骨灰盒同时安葬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南溪镇马头山脚下。直到2018年1月20日,母子俩骨灰盒才迁移至梅山烈士陵园安葬。

梅山烈士陵园内的彭素母子墓

注:本文内容及图片均由作者廖家同提供,转载请注明来源及作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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